轟鳴聲中高樓起：近代上海打樁工藝與康益洋行

        上海地處長江三角洲地區，成陸的土壤是由江水和海水沖積而成，屬軟土地質帶，土層30米以下才見巖石。在這里建較大的建筑物首先要做好深基礎，深基礎要由樁基、基礎、圍護等成套的工藝組成才牢固。考古專家發現，早在古代宋朝，這里的先民建塔造橋時就是用木樁直接打進土層深處然后在上面鋪磚石成為基礎。到了近代，引進現代施工工藝，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如何做好大樓的深基礎。
        帖子開頭的這張照片拍攝于1936年前后，照片中心部分是位于江西路、福州路口的建設大廈基礎工程施工的場景。后面靠左邊是1922年竣工的工部局大樓。照片靠右面是1934年建成的都城飯店，邊上是1933年建成的漢彌爾登大樓，這兩幢大樓是新沙遜洋行旗下華懋地產的產業。建設大廈則由中國通商銀行投資，地面17層，地下1層，總建筑面積11757平方米。

        照片的場景主要是在做深基礎中的打樁工程。工地的場面是正在打入鋼板樁，這是圍護工程，主要是把工程周邊的土層擋住加固，防止在做深基礎的基坑施工時周邊土層坍塌。圍護工程要做到萬無一失，一般基礎的四邊全要做好圍護。工地中間是一臺打樁機，在軌道上運行，可以移動，打樁機既可以用于打入圍護樁，也可以打入基礎的長樁。打樁機上面隱約可見康益洋行老板“康立德”英文名字的廣告。

        上海近代建筑打樁工藝在全國范圍內始終處于領先地位。早期造5、6層樓時，多數用的是木樁，一般人認為木樁在水下容易腐朽，可實踐證明，上海地下多粘土，透水性不強，木樁“保鮮”性能持久，很受歡迎。直到1920年代，上海高樓達40米以上了，木樁還在用于基礎施工，而且大部分是進口的美國“花旗松”，有的長達30米。

        到了1930年代，樓越造越高，體量也越來越大，木樁的問題出來了。一是長度不夠。二是經不起打樁機重錘的擊打。于是，一些新的打樁工藝開始得到應用。

        組合樁，木樁接水泥樁，西藏路橋邊上的大型煤氣罐，由于靠近蘇州河，涉及承載42個點，每個點上打入4根組合樁。每根樁長達40米，上部水泥樁，下部木樁。

        鋼管套樁，也稱“萬勃羅樁”，先打入鋼管，澆進混凝土，再拔出鋼管套。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用的是這種工藝。

        鋼筋混凝土預制樁，這種預制樁有的是在現場制作，也有在工廠制作。照片里的打樁機俗稱“蒸汽榔頭”，都是國外生產的機械產品，功能上有3噸、5噸和7噸等不同的分量。這種樁機一直使用到現在，只是因為噪音原因市中心區不能用了。

        上海近代建筑施工打樁工藝一開始用“木人”，也叫“飛蛾”，就是幾個人用繩子牽著石塊或鐵塊一起用力拋高擊打木樁。后來發明把卷揚機和5米以上高度的木架子結合起來，有人工定位擊打木樁，再后來有了機械打樁機。一臺打樁機配10多名工人，一個臺班可打幾十米長的樁頭3到4根。近年來，打樁工藝經過百年的發展，有了新的品種。除了鋼筋混凝土預制樁，還有鉆孔灌注樁，深層攪拌樁。做圍護也不僅僅用樁基，有了地下連續墻，旋噴帷幕加固等新工藝。木樁基本不用了。

        上海康益洋行，解放前全國最大的基礎及橋梁施工企業。創始人，豪奇·康立德（A.Corrit），1892年出身于丹麥，他專攻機械制造和土木工程，1918年來到上海，先是在美商慎昌洋行擔任“鐵管”（金工車間總管），后與伯英斯合作開設計師事務所。1919年創辦“康益顧問土木工程師事務所”，1926年改為工程公司，又名康益洋行。公司長期辦公地點為江西中路278號，職員40多人，常年雇傭的工人60多人。

        康益洋行設備精良，技術團隊實力雄厚，很快形成了競爭優勢。1930年代，康立德繼續擴大規模，先后從馬爾康洋行、來益洋行購得4臺樁架，擴充技術團隊，將“孫慎記”、“陳根記”中的業務骨干招致麾下，康立德本人也躋身成為丹麥上海商會會長。一時間，康益洋行幾乎壟斷了上海10層以上高層建筑的深基礎工程，如國際飯店、新永安大廈等。

        1934年后，康益洋行向外省市拓展業務，主要是橋梁土木工程。先后承接了杭州錢塘江大橋、寧波靈橋（老江橋）、紹興曹娥江橋、四川成渝鐵路沿線橋梁。抗日戰爭爆發后，康益洋行停業轉行，經營物資貿易，開展打撈沉船業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改組更名為“上海市基礎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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